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

　　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籍隔阂，大家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exile）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欣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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