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上什么东西最不缺,那一定就是大聪明了,不管在任何时代指点江山的人总是多如牛毛,反正法律法规又不管不着他们,只要他们没说出什么危害公序良俗的东西,其实也无伤大雅,只是恶心人罢了。
比如现在,长安城之中各种论长安未来三十年之类的论调,有人说要这样有人说要那样,有人说大宋以农粮为本,为何长安偏偏要以工商为准。也有人说长安矫枉过正、揠苗助长,还说什么世道还是那个不公的世道。
对于这些言论宋北云从来不予评价,因为一来的确现在长安的发展没有想象的那么公平,但公平这种东西本身就是相对的,天底下就没有绝对这个词的真实体现。再一个就是这帮说话的人那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也许很无奈,但国家、地区的政策真的是只能兼顾大多数人,比如现阶段对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不是很友好,那是因为长安十八到四十岁的劳动力是主流、是大多数。
对农民比较不友好是因为长安的工人、手工业主、个体私营业主以及企业家的集合才是大多数。
现在长安的整体政策就是在憋着一股子劲儿冲第一轮工业革命,而整个地区政策都在往规避产业风险、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上走,尽可能的避免将来在第一次产业结构革命的时候不是那么伤筋动骨。
要知道工业化地区和农业地区的生产力差距可不是几倍十几倍,现在真的无暇顾及那么太多了,先玩命的憋生产力就对了。
如果把长安以及周边地区视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现在就处于一个工农业转型的过度时期,这个点那可是非常关键的,任何错误的政策都可能导致产业的革新失败,将铆足了劲的长安一巴掌干回解放前。
而且就宋北云所知也并没有哪个时期是真正意义上是能够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平稳度过资本主义血腥积累期的,即便是新中国也是继承了一部分民国时的工业资本和老大哥的一部分帮助才能咬着牙坚持下来。
可现在长安并没有遗产可以继承,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一切都是得摸着石头过河,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这个过程本身变动就是比较频繁的,再加上政策方针上的试错,肯定很多地方会不那么尽如人意。
不过真的只要熬过这段时间,长安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破茧成蝶,化作这个时代最璀璨的一颗恒星照亮这个世界前行的脚步。
“我就很气。”工程院的老大一边在巨大无比的地图上趴着绘制东西并一边对旁边的宋北云抱怨着:“凭什么数学院就能开馆授课,他们经费不够我们经费就够了么?天底下好事都让他们占全了。”
宋北云听着也很尴尬,这帮读书人真的是不会社交,当着自己面说这个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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