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负责生产，三组人一起出去垒灶。而且这还是建立在秦佟仁发动了自己的力量，从天津又请来了三十多号机械局旧工友的情况下。

　　在北京党小组会议上，秦佟仁对出现这样的局面颇感觉不可思议。

　　那天尚远找上门来，陈克看事情已经挑明，干脆就直陈自己的“革命道路”。中央能够有效管理到村级单位的人民，层层的教育体系，官吏一体的政府公务员选拔制度，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那天陈克对于未来中国的描述让尚远和秦佟仁当时就无言以对了。

　　尚远告辞前，倒是留了话，“明天我会过来，看看陈先生到底是个什么革命党人。”第二天他真的来了。还带着秦佟仁委托尚远带过来的书。陈克也放开了，干脆就开始组建新的北京党小组。一面工作，一面讲课。

　　秦佟仁听说过孙中山那些革命党宣传过的共和制度，他对这个制度的评价是――大放厥词。反对“共和制度”的原因倒不是秦佟仁对满清多么忠诚，庚子事变之后，秦佟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早就对朝廷彻底失望。他之所以不希望现在推翻朝廷，只是认为造反会让中国陷入彻底的分裂。在外敌环伺的今天，内战会让洋人有充足的机会插手中国事物。在秦佟仁看来，以工业兴国才是唯一的道路。而共和制度本身只是让地方士绅崛起。秦佟仁对孙中山那些革命党的看法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正确。他坚信，一旦按照孙中山那帮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理论开始革命，只会让军阀群起，中国四分五裂而已。

　　尚远的政治观念更加有趣，尚远本人是商丘大地主家族出身，对于地主士绅的看法深刻的让陈克觉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他明确指出，现在的士绅们对于工业化本身没有丝毫热情。他们之所以希望推行宪政，目的就是夺取朝廷的权力。然后自己在地方上能够靠着土地作威作福。所以反洋教也好，反洋货也好，都是工业化对于传统手工业的打击之后，地主们的本能反应。若是让真的推行了宪政，也无法解决工业化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深刻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尚远与秦佟仁的态度完全一致，必须有一个空前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工业化。而现在的情况是，满清至少还是一个看似最强者。这也是为什么两人对于“民主革命”极度缺乏兴趣的原因。

　　他们两个人的政治观点代表了这个时代相当一部份有识之士的态度。这帮人历史上之所以反对共和，并不全是对共和制度本身有什么刻骨仇恨，而是他们认为孙中山那帮鸟人提倡的共和制在实践上根本无法现实救国救民的目的。

　　尚远和秦佟仁一个是政治上的“集权派”，一个是从“大工业”和“完整产业结构”的角度坚持“国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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