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说的老宫女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座小杂院的西屋里。

　　那是凄风苦雨的年代，白天兵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谁也不愿意上街闲遛，保不定会碰到倒霉的事。日寇的警报器设在景山的山顶上，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对着天空转悠，武士道们荷枪实弹往来巡逻，这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晚上，警笛一拉，灯火管制开始，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再加几点秋雨，古城显得格外凄惨。我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茶叶末)，撩起蓝布褂，兜上一兜半空(瘪花生)，悄悄地到老人的家里，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谈的人是漫谈，听的人是漫听，窗户用黑布遮严，墙角里昏灯如豆，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真是“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我像听天宝遗事一样，听着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的往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红颜暗老白发新”的老妪了。她姓何，这显然不是她的本姓(按满族旗人汉姓的一般规律，姓何的原满族老姓多系赫舍里氏)，宫内称呼她为荣儿，慈禧呼她“荣”。不过自民国改元以后，旗下人有种心理，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所以我始终忌讳问她的家史。从闲谈中知道她原住过西城京畿道一带，这大概可以推测出她是属于哪一旗的了。父亲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和一般旗下人一样。哥哥比她大十几岁，好票戏，唱黑头，花钱买脸，是个很有名气的票友。她13岁进宫，分在储秀宫里当差，伺候慈禧，专职是敬烟。18岁由慈禧指婚，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是李莲英的干儿子，专给光绪剃头，住家在北池子。结婚时是很风光的，老太后以主婚人的身份，陪送了8副抬儿作嫁妆，珍宝衣物，一应俱全。这样，就把她活生生地送到火坑里了。婚后不到一年，她因思念老太后，请求回宫当差，得到慈禧的特殊恩准。这在清宫里是件罕见的事。清宫惯例，宫女离宫后，不许再返回当差，何况已经出嫁了的，怎能又回到老太后身边呢?不是太后特别喜爱，是绝对办不到的(据她说，在她以前只有东太后的侍女双喜，得到过东太后的恩典，二次进宫伺候过东太后，但时间很短)。其实是慈禧把她赐给太监，问心有愧，才给点小恩小惠罢了，而她却反自认为是特殊光荣，谈起来眉飞色舞。庚子跟太后西奔，临出发前，亲身经历了珍妃惨死的一幕。辛丑回銮后，因年龄过大(清宫惯例，宫女在25岁前离宫择配)，离宫回北池子居住。她随侍慈禧前后长达8年之久。刘太监是个鸦片鬼，狂吸滥赌，不久死去。“九?一八”后，日本势力进入北平，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结，硬把她赶出了家门，她不得不在后门东的东皇城根附近赁房居住。“七?七事变”后，警匪结合又演出了一出“插刀盗宝”的惨剧。半夜三更，两个蒙面强人破门而入，用刀往枕头上一拍，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换来的珍宝，眼睁睁地被抢走了。呼天不应，于是她只落得佣工度日。

　　自40年代初认识她以后，我们经常往来，主要是我有了一个家，不断求她帮忙。1948年冬我们磨豆腐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1949年底我的小女儿落生，她帮过我短期的忙。1950年春我卧病在床，得到她的照料。以后“空穴来风，人言可畏”，说请帮工有剥削人的嫌疑，所以也就不敢请她帮忙了。

　　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她来我家串门，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我很奇怪，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寒暄以后，谈了谈家常，她走到里屋，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打开她带来的小包，说：“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眼睛顶不上了，针都不知往哪儿扎，对付着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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